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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高兴能再一次来到浙江大学，我上次来作报告是15年前的2002年。我上次来讲是《理解现代经济学》，是经济学前沿的一些东西。年过去了，这期间的事就是大家看到我的两本书——《大学的改革》。我做清华经管学院院长是
《大学的改革》第一卷和第二卷是《比较》编辑室出的，这两本书有211篇文章，其中10篇是我2001年到2006年期间，其它201篇全部都是2006年9月担任清华经管学院院长以后讲话的文章。从这里能够正常的看到我这十几年也很遗憾的地方，经济学的文章没怎么写，连吴敬琏老师也对我很有意见，但是我花了很大的精力做这个学院。
浙江大学今年是120周年校庆，清华只是106年，这是历史的事实。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更年轻了，其实清华大学经济学系1926年成立，经济管理学院是1984年成立，这个学院比较特殊，当然不仅因为是担任首任院长是，担任17年院长，一直到2001年，所以还有这么一个特殊的历史。
我自己原来是清华毕业，学的数学。出国以后几经周折，学的是经济学。我的导师马斯金，前两年到过浙大，我在国外也是教书很多年，然后回到国内担任院长。
第一，它不是专著。不是专门论述教育的专著，我不是教育学家，但我是经济学者，做了教育的实践者和教育的改革者。
第二，它也不是一个回忆录。它是把这10年来在清华经管学院的所思、所想、所做，原始稿件记录的一个汇集。好处确实是还原历史的事实，很重要的是我在前沿里面也写了，它是一个行动写成的一本书。每一篇文章里面有想法，但是很重要的是“行动”。这个书里面是有非常详细的记载，而且都是当时的文章或者说当时的讲话。当然大学层次有很多正式的讲话，我这里能够正常的看到，都是语言非常的简朴，所有每一篇文章全部都是我自己写的。我自己还没看到过国内其它学院也好或者大学也好，有类似这样的书籍。
我的学科是经济学，从经济学到教育改革，这个之间肯定是有联系的。经济的理念最终是创新的竞争，创新的竞争我觉得最终是人才的竞争。虽然大家说创新是技术、市场、商业模式，但是这是人家想出来的，所以是人才的竞争，而人才的竞争最终是教育的竞争，这是一个链条。我们关心教育的今天，实际上就是关注经济的明天，因为今天教育的情况要决定明天，所以明天就是未来中国的经济情况。
一是经济学的视角、方法来思考教育问题，以前没人这么做，但这是很有意思的。
二是中国经济改革、企业改革的经验，中国三十多年的企业改革、经济改革非常成功，这里有很多经验是可以在教育改革当中借鉴参考的，而过去也没有太多人指出。
这里举一个例子，来说明为什么经济学的思考方法、看问题的视角对于思考教育问题非常有帮助。大家说教育问题很复杂，我们也不是专门搞教育的，我们就局限在高等教育，因为它涉及到初等教育、学前教育等等，在职教里面很复杂，我们就考虑大学教育的改革。
我在《大学的改革》这本书里面的第一卷第一章，有一篇文章是我所有文章当中传播最广的，比我经济学的文章传播还广，也可以从这里说明全国对于教育的关注程度甚至超过对经济的关注程度。
这篇文章是《中国教育问题中“均值”与“方差”》。学过经济学金融学的人都知道，这是学经济学里面最简单的概念。如果把它用在刻画中国教育问题上，就收到了意想不到的人们的共鸣。这里头实际上就是经济学思考问题的时候，一个是要尽量简化问题，把问题抽象简化，用一些简单的变量来刻画，这是经济学的一个普遍思路。
那么我就把教育的问题中人才的培养，分成两个纬度，一个纬度叫做“才能”，一个纬度叫“做人格、人品”；一个是“育才”，一个是“育人”。
在培育人的才能方面，我们的特点有两个特点，一个特点是均值高，第二个特点叫做方差小。首先学过一点点统计学的都知道是啥意思，就是说平均的水平，我们是不差的。作为经济学家，我们大家都知道过去三十年，中国教育里面一定有长处，不然不可能支撑经济到今天。
方差小，用我们的通俗话讲就是突出的人少，大家都比较同质，都在均值附近。其实很多人在我之前已经说过了，钱学森之问，就是突出人才少。教育学界的前辈顾明远先生也认为这个说得很对，他以前描述的是中国大学培养的人是“有高原、无高峰”，“有高原”无高峰”是一个比喻，但是我用一个均值方差的更科学的术语来描述更精确，其实就是涵盖了。
我这篇文章出来以后，杨振宁先生也找我，说我看了这篇文章，咱俩观点差不多，因为他一直说中国的大学培养九十分以下的学生非常成功，很多人不太理解他的意思，因为后面还有半句“培养九十分以上的不成功”，九十分以上就是尖子，他说用均值方差来描述，也包括了他说的意思。
这么一个对比，让人们对中国教育的长处，大家要欣赏，同时对它的弱点要一针见血说出来它的问题。
人的价值、人的人格、人的素质、素养，刻画中国的情况正好是相反，是什么？均值低、方差大。什么叫做均值低，就是全民的素质素养普遍水平不高，我们也能接受，我们要提高全民的文化素养，人格、人品等等。方差大啥意思？就是坏人太坏了，没有底线了，一听也是那么回事。其实这种思路、这种方法看问题是特别经济学的，把特别复杂的问题抽象。经济学多复杂，我们抽象成资源配置问题，资源配置就是供给需求，激励问题是产权制度，高度抽象，在教育问题上也是一样。
经济学的思路非常有意义的。经济学的问题是三大问题——生产什么、怎么生产、为谁生产，这是经济学的基本问题。我把它映射到教育上也是类似的，就是学什么、怎么学、为什么学。
具体做法我们叫三位一体，价值塑造、能力培养、知识获取。回答了学什么、怎样学、为什么学。清华大学在2014年之后，把我们学院的探索推广到整个大学。我们还提出通识教育与个性发展，这些都是有很多的论述。
这里有一个核心思想是我们过去对教育的认识太狭隘，以为就是知识传授、知识获取。我讲一个故事。
爱因斯坦第一次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将之后，记者问他一个问题声速是多少，当然爱因斯坦知道声音的速度是多少，但是他拒绝回答这样的一个问题，他说这个的答案在书里都有，我不需要记住——大学的价值不在于记住很多事实而是训练大脑的思考。这个我引用过很多次。
我觉得从知识到思考是重大的跳跃，这也能解释我们很多现象，比方说我们过去传统的观念是因材施教实质上就是“学早一点、学多一点、学深一点”，之前的超前学习是由比较优势，但到了博士已经到了研究前沿，要自己创造了中国的学生就没什么能力，这跟我们过去的教育方法的理念偏重于知识非常相关。
所以思考（Think）太重要了，而思考里面的学问就非常之多了，各位明白IBM公司是什么呢，它的创始人沃森给IBM的座右铭就是Think，我们的笔记本电脑为什么叫Think Pad，就是他们的公司是Think，乔布斯当年为了挑战IBM，他说我就是Think Different，不同的思考。
这两年我请了若干创新方面的标志性人物开展对话，他们的共同特点都是在思维能力上非常与众不同。
最后我想说这本书是用行动写成的，非常注意思考、思想和思路，我就说书的一个核心特点是“思行合一”四个字。之所以我在这里这么强调，当然大家马上想到的是中国的心学大师王阳明“知行合一”。我讲的是“思行合一”，有点差别，因为“知”这个词经过变异，到今天“知”太多的理解是知识，我们太偏重于知识。我们要创新，就不是学知识、掌握知识的问题，而是要创造知识了。所以我就是说思考、思想，这本书的一个核心特点，如果要我说的话，它是既有思想的部分、思考的部分，同时又注重行动，而且是合一。
在中国，人们的强项是数字，让他讲二十分钟的数字，能讲得清清楚楚，GDP是多少、引进外资多少、吸引人才多少。这个现象最早是现任美国交通部部长的赵小兰告诉我的。
后来我说有什么样的问题吗，她说我们中国人有一个很大的弱点，我们都不会讲故事，中国经济搞得这么好，有谁能把中国的故事讲得让外国人听明白，第一让人听明白，第二让人觉得可信。
跟我们正好相反的是谁？印度人。我做经济管理学院院长，我打交道最多的是世界上最强的、最好的商学院院长，他们中很多是印度裔、印度人。哈佛商学院二百个教师，三十个印度裔的终身教授，中国大陆的是零。非中国本土的世界五百强，印度裔的CEO有好几位，微软、谷歌、百事可乐，在印度读的本科，到美国读的MBA，然后在公司里。
所以我想说经济学的视角，中国经济改革、企业改革的经验，比较的视角和方法，对我们思考教育问题是很重要的，这是第一条。第二条就是行动，改革是要有行动的，这也是经济学家务实的地方。怎么改？这本书里面就记载了每一个教学项目，每一个学科、每一步都是怎么做的，所以也是15年前我在这里讲的是经济学的理论，所以今天讲的其实就是教育改革的实践加思考。
今天的报告会，我知道冲着“创新”这两个字来的，我觉得这里面差距上，我就说两个方面的，一个跟我们的教育相关，就是我们都是题的类型做很多，学习能力很强，但是思维能力较弱。
在清华我们做了七八年了，有一门课程在经管学院叫《批判思维与道德推理》，简称CTMR，这个课是我们学院这么多门课里面最创新的一门课。
美国的批判性思维课最重要体现在哪儿？写作上，美国的大学哈佛只有一门课是必修课，没选，所有人都要上，英文写作课就是写三篇作文，是一个论说型的写一个故事的东西。这样的一个过程中就是批判性思维，组织证据、组织观点，来论说为什么是这样的，他们老师是一个字、一个字的批注。
我们把批判性和思维和道德推理结合起来，为什么？因为美国从小就是让你讲故事，人家的文化是说这样的一个东西要争论的，谁对谁错，拿出证据来、拿出逻辑来，这是批判性思维。
我们这门课为啥说有效果？学生之间互相问的时候，他会说你对这样的一个问题CTMR过了吗，这让老师听了以后是最大的成就感。
你想一个词CTMR过了吗，就是说这个课教你的方式对它分析，这是动词。但实际上CTMR是名词，一个公司的产品从名词变成动词，那是对一个公司最高的评价。例如，你百度过了吗，你Google过了吗。我印象特别深，1981年到美国，秘书让我拿着书去XEROX，我听不懂。原来这是明了复印机的施乐公司名字，我英文词学的是Copy复印，美国叫XEROX，我很震惊。名词变成动词是了不得的事情，当我的同学说你CTMR了没有，我感到很震撼，这是课程的结果，我根本不在乎课程的评估，但是学生说的这个话我很在乎，这就是意义。给学生教会了一种方法，这就是经管学院的黑话，学生能听得懂。
我跟这么多有创造新兴事物的能力的人在一块儿，我发现后来有一本书的名字叫做《MINDSET》。这是微软的印度裔的CEO给我这本书，我认为翻译成心智模式更重要。心智模式就跟技能关系不那么大了，而是跟价值关系很大，就说到我们创新一个非常大的问题。我们从来不问为何需要创业，我们都是问怎样创业。
（本文根据钱颖一教授在浙江大学的报告录音整理，未经本人审阅。整理人：柯溢能）
